上海刑事大律师来讲讲拐卖儿童罪的自首如何认定

　　山东省济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付绍贵、刘文阶、柏光玉、赵爱芹以出卖为目的，拐卖儿童，其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公诉机关指控其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惩处。上海刑事大律师为您讲讲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

　　被告人付绍贵在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且有犯罪前科，但其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系自首，对其减轻处罚；被告人刘文阶、柏光玉、赵爱芹在犯罪过程中起辅助、次要作用，系从犯，对三被告人均减轻处罚。

　　山东省济阳县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付绍贵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对被告人刘文阶、柏光玉、赵爱芹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付绍贵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1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文阶、柏光玉、赵爱芹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1万元。

　　一审宣判后，四被告人均未上诉。公诉机关提出抗诉，认为原判认定付绍贵自首不当；付绍贵系主犯且又有前科，对其量刑畸轻，不应适用缓刑。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付绍贵因涉嫌拐卖儿童犯罪被取保候审后逃跑，后又在家属规劝下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原审判决鉴于付绍贵有自首情节，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并无不当。抗诉机关以付绍贵系主犯且有前科，认为原判对付绍贵量刑畸轻，不应适用缓刑的意见，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被告人付绍贵在被取保候审期间潜逃，后经家属规劝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行为能否构成自首。一审法院认为构成自首，检察机关认为不构成自首，并以此为主要理由提出抗诉，二审法院维持对自首的认定。笔者同意认定自首的意见。具体理由如下：一、认定自首符合自首制度的本质要求，也体现了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司法原则

　　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是判断自动投案的标准，也是区别自动投案与抓获等被动归案的关键。本案中，付绍贵因涉嫌拐卖儿童犯罪被抓获，后在取保候审期间潜逃至外省打工，因公安人员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便委托其家属寻找并通知其到公安机关，之后付绍贵经家属电话规劝即到公安机关投案。

　　付绍贵此时身在外地，其人身和意志自由未受到任何外力强制，自主选择的余地很大，其完全可以选择继续潜逃，但出于个人真实意愿选择回来向公安机关投案，足以证明其行为具备自动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可以认定系自动投案。其投案后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自首。

　　持异议者则以被取保候审期间潜逃后又投案不符合“犯罪后自动投案”的时间要求为主要理由，否定成立自首。笔者也承认，由于对“犯罪后”的含义理解不同，导致本案认定自首与否都有一定道理，但本着秉承有利于被告人的理念，在本案是否认定自首这一从宽处罚情节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当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或认定，即应当认定自首，给予犯罪嫌疑人获得从宽处罚的机会。

　　至于是否从宽、从宽的幅度则由法院综合考虑案件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后果等因素作出裁判。这样，对于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及量刑公正，都具有重要意义。认定自首符合自首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自首作为我国刑罚裁量制度，其设立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有人甚至认为，自首制度在本质上是国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互惠交易。

　　上海刑事大律师虽然不完全苟同这种观点，但也不得不承认自首制度的设立是公平与功利的统一，其目的是在鼓励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使案件得以及时侦破、起诉和审判，从而节约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实现刑罚效益最大化。同时，自首制度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运用好这一制度，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鼓励犯罪分子悔罪自新，减少社会对立面，增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