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议的调整程序是怎样的？普陀律师带您了解

　　实践中，签署具结书后遇到需要调整量刑建议的情况，有些法官和检察官会听取辩方的意见，但也只是履行程序要求，并没有达到实质意义上的协商程度。而有些检察官和法官甚至就不加通知、毫无征兆地调高了量刑建议，提高了刑罚。而被告人已经选择简化的庭审程序，放弃了大量的辩护权利，但却被判处了比具结书上更重的刑罚。普陀律师来带您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价值是不可否认的。但需要铭记的是，与背靠国家公权力的司法机关相比，被告人一方永远是在夹缝中生存的弱势群体，在剥夺其合法权利的同时，至少应当给予其求助的途径。

　　（一）实务做法混乱

　　关于量刑建议的具体调整程序，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粗疏，没有明确具体的操作步骤和相关文书，导致实务中法检系统的做法较为混乱。

　　在实践中，法院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主要有三种处理方式：一是直接在判决书中记录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不予采纳，但不说明原因；二是法官口头建议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并在判决书中记录说明；三是向检察机关发出书面“建议调整量刑建议函”，并在判决书中说明相关情况。

　　团队曾经办理的一起非法经营罪案件中就曾出现过类似情况：在审查起诉阶段，当事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关起诉时单独提交了一年零九个月的量刑建议书。但在犯罪事实、证据和情节均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法官最终径行作出了四年有期徒刑的判决。

　　团队律师找遍了案卷材料，也没有发现法官曾经和检察官沟通过调整量刑建议的书面痕迹，不知法官是否有与检察官口头沟通过调整量刑建议。正是由于没有听取被告人的意见，甚至连通知一声都没有，被告人就多了2年零三个月的有期徒刑，相信这换了谁都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当事人毅然决然地上诉了。

　　实践中此类事件并非个例，已经有不少律师同行遇到。

　　（二）细化量刑建议调整的具体程序，保障利益相关主体的知情权、异议权、质证权和救济权

　　第一，法院变更量刑建议前，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告知利益相关主体，包括但不限于控辩双方和被害人，并给各方留出适当的考虑时间，决定是否接受、是否继续适用认罪认罚。必要时，法院可以决定延期审理，以便于相关程序主体更好地进行准备。

　　第二，为利益相关主体创建灵活多样的沟通参与机制，让各方能表达、敢表达、会表达；必要时，甚至可以增加一次开庭审理，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

　　第三，畅通和保障控辩双方和被害人对法院不当变更的救济途径。正如笔者在之前发布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应被剥夺；同理，如果没有发现新的事实、证据和情节，被告人也没有反悔，就不能以被告人就新的量刑建议上诉为由，否认其符合“认罚”的要求，进而撤销其认罪认罚。

　　（三）量刑建议调整程序应当灵活适度，过于繁琐将会适得其反，导致该程序的虚置

　　法官和检察官每年承办的案件高达上百件，而根据最高检发布的检察数据显示，认罪认罚案件占比不断攀升，已经稳定在85%以上。在此情形下，如果量刑建议的调整程序过于繁杂，令办案人员望而却步，法官即使认为量刑建议不当，为了减轻工作负担，也有可能予以接受。

　　有司法人员在实证调研基础上就曾指出，有些法官虽然不认同检察官提出的精准量刑建议,但考虑到调整量刑建议的复杂程序，于是无奈接受。若真如此，细化的调整程序非但不能保障各方利益，实现程序正义，反而侵蚀了实体正义，岂非得不偿失？

　　程序构建时可以区分是有利调整还是不利调整，区分调整的原因是法检双方对法律适用的见解有所不同还是在事实认定方面有歧义，区分认罪认罚案件选择适用的程序究竟是普通程序、简易程序还是速裁程序，进而在法院通知调整的形式、听取意见的时间和方式、是否延期审理等方面作出相适应的程序安排。

　　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正处于如火如荼的扩张态势，相关法律规范也不断推陈出新，力图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提供更为细致的指导。但应当看到，至少就量刑建议调整程序的问题，实践中还是存在着各地操作混乱、无法可依的情形。

　　大量的问题涌现出来，我们认为主要是前期试点试行阶段太短暂，各个地方只报喜，不报忧；待真正全面覆盖之后，问题无法遮盖，纷纷涌现出来。此时应当谨慎出台各种司法解释封堵问题的解决出路，是应当更多听取各方反馈的问题，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普陀律师注意到，认罪认罚制度不应当过分强调效率而抛弃了公正原则。效率解决不了问题，而是遮盖问题，以当事人自己认罪为由假装认为案件的结果是公平正义的。这是一种自我催眠的假象。当事人往往是被恐吓屈服的，而不是发自内心地认可程序正义的结果。因此，对于量刑建议调整程序的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调研和更深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