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刑事诉讼模式中对话与冲突上海专业刑事律

　　上海专业刑事律师 作为中国刑事诉讼的基础理论之一，诉讼模式已成为相当成熟和完备的分析方法，主要是用来解释比较刑事诉讼的许多共性和差异。除了目前学界较为熟悉的埃斯曼、帕克、达马斯卡等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之外，近年来欧美一些学者也进行了新的学术尝试，如卢纳在宪法视角下提出的新联邦主义模式、反歧视模式和个人权利模式，伊丽萨贝塔·格兰德提出的探戈正义、伦巴正义和接种效应，蔡斯提出的刑事诉讼美国例外论等，这些理论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为诉讼模式的完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渊源。普遍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化趋势，但两大诉讼模式的核心差异依然存在，甚至在有限的交流借鉴中呈现出明显的“接种效应”。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模式转型应具备一定的理论自觉，以避免在盲目借鉴中走弯路或误入歧途。

　　顺序。

　　点滴的学术传承记忆。

　　在大学里工作的教师几乎都会遇到一个几近无法解决的难题：教学和科研如何相互配合。单从法理学来看，二者更多的是矛盾和冲突，而不是外界所认为的和谐共处和相互促进。08年我从欧洲回到中国，开始了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转眼已经有12年了，早已走出“青椒”的困境，但这个难题仍然困扰着我。古人云：“师之道，以师传道，以业传人”，站在讲台上、讲学、育才、传家，应该是学者的首要任务，但是，当前以科学研究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和学者自身的能量困境似乎正在颠覆传统。2008-2014年，我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书，每年大约有500个课时(最厉害的一年有900个课时)给本科生讲授，站稳脚跟，课比天大一直是我个人奉行的铁律，备课上课占了我大部分的精力，所以科研工作的进展几乎停滞不前。曾经，行政领导拿着表格和数据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的科研指标今年下降了，鹏鹏，你不当教授就不写论文吗？尤其是中国的学术(学者)评价体系是数字化的，每一个学术民工都在自己的表格里填数字，当权威期刊达到两位数时，就完成了由普通学者向法学家的蜕变，几乎没有人去注意文章的内容写着什么，更不用说有多少学生被培养，又有多少课程被教授。法律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这是当年中国大学出现的一大怪事，其核心原因在于学术评价制度。对于数字比拼所造成的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更是不胜枚举。而且当时我最关心的，还是学术传承的问题，所以每年在各学院上课，除了讲授知识外，主要是吸收优秀人才加入研究团队。

　　我于2015年加入中国政法大学证据学研究所，开始全新的工作模式，因为和之前繁重的教学任务相比，我在学校没有找到本科课程，一度想到外语学院学习法律法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科研上，所以，我在过去的4年里，完成了许多原本就被拖延下来的学术任务，每天学习外语的时间也不少。没有完成教学任务的副作用是很明显的，就是不能吸引最好的本科生加入这个团队。本人甚至还试过开通微博，希望能够有课外交流的渠道，目前看来效果尚可。从根本上讲，我的教学任务就是培养研究生。当前，日益浮躁的学风和学历贬值，让“研究型”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发生了质的变化。据我所知，大多数研究生直到毕业都不知道什么是“研究”，学历只是一张找工作的纸片，研究生的求学生涯更像是大五、大六、大七，思维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我无法忍受我的研究生这么平庸。除基本的专业素养之外，更因为我骄傲地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吸收了全中国最优秀(甚至最优秀)的生源，将来大部分人都会成为法律专业的佼佼者，平庸不应该出现在这个群体中。

　　所以我要求我的研究生每两个星期开一次读书会，围绕主题写论文，讲课，接受大家的批评指正。同时，我还提供国外最新的学术资料，供他们阅读和翻译。但愿我们小组的成绩会是有价值的，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比较刑事诉讼与证据制度》是我主编的《比较刑事诉讼系列·1》的基础。

　　第一卷题为《现代刑事诉讼模式：对话与冲突》，收录了欧美国家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权威研究。许多乐观的比较刑事诉讼学者认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日益接近，相互借鉴和融合是一种趋势，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结构上的权力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相互排斥现象仍然明显，甚至相互间也有更明显的敌意。在《反职权主义》(Anti-Inquisitorialism)一文的开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斯科兰斯基(DavidAlanSklansky)指出，“美国法律的长期传统似乎对欧陆的职权主义诉讼制度起到了否定的导向作用，而把本国作为理想的模式。不要转向权力主义，这是美国法律遗产的核心贡献。自1787-1945年间，美国的司法判例、理论和实务人员对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逐步形成了贬义解释，认为职权主义是一种“侵犯私权”(intrusif)、“有罪推定”和“酷刑滥用”的代名词。1945年后，反职权主义便泛化为“欧洲司法恐惧症”，尽管少数联邦大法官更倾向于用中性语言来解读职权主义，但总体判断仍然是定性的，特别是在涉及对质、交叉询问、量刑程序、陪审团制度、程序错误、认罪等核心问题上。东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学教授伊丽萨贝塔·格兰德(ElisabettaGrande)在研究欧陆刑事诉讼程序移植到美国法律制度的过程中，提出了所谓的“接种效应”(inoculationeffect)，即“法律移植并没有使美国法律制度在欧洲真正扩散，也没有使欧洲刑事诉讼程序制度更具对抗性，而是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即加强了非对抗性大陆法的结构和原则。

　　团队成员中，我参与了大部分的选题和译文，我几乎做了所有的重译和审校，这使我感到自己几乎崩溃，特别是很多人对学术研究的意义一无所知，而拖延，特别是粗浅的品性，使我的血压和心脏经受了无数次的考验，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作为导师必须做的工作。所以，这篇作品的质量也许还有些欠缺，但算得上是我们团队过去几年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足之处，请同行和读者们多多指正。

　　今后，我们团队将持续围绕“比较刑事诉讼与证据制度”这一热门课题开展多卷本研究，希望同学们能真正沉下心来，做些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并接受同行最严厉的审查和批评。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术才能得到真正的传承。

现代刑事诉讼模式中对话与冲突上海专业刑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