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刑事律师事务所咨询在故意杀人案中非常注

　　上海刑事律师事务所咨询 蓄意杀人罪既是极其严重的又是非常古老的罪行，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一旦定罪，就会面临最严厉的惩罚。因案情重大，社会关注较多，对故意杀人罪辩护存在较大困难。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生存权，避免误判的前提下，故意杀人罪具有较高的辩护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做过刑事辩护的律师，就像一个没当过兵的人；没有为故意杀人案做过辩护的刑事律师，就像一个没打过仗的战士。蓄意杀人罪的辩护，也许不是律师行业最赚钱的一项工作，但肯定是最能检验功力和成就感的一项工作。

　　蓄意杀人可分为两类：行为人确认(当场抓获、多人目击或监视拍摄犯罪行为等)和行为人不确认(事后根据其他证据锁定)。本文从这两个角度探讨了故意杀人的有效辩护方法。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杀人罪。

　　故意杀人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嫌疑人是在犯罪现场被抓获的，或者有许多人目睹了整个犯罪过程，或者犯罪现场的监控视频拍下了犯罪过程，并且确定了犯罪人的身份。对这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通常采用以下四种辩护方法：

　　㈠申请精神疾病鉴定。

　　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故意杀人案件，特别是杀人案、手段残忍案(碎尸、煮尸等)，向司法部门申请对嫌犯进行精神鉴定，成为许多辩护律师的首选。但从以往的司法实践来看(如2006年陕西汉阴邱兴华特大杀人案)，这一辩护方法的成功之处很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如嫌犯在实施犯罪前并无特别明显的精神症状，司法机关一般不会同意辩护律师的精神鉴定申请。即便申请获批，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也可能达不到辩护律师的期望。即便鉴定意见认定嫌犯患有某种精神病，司法机关也会认定嫌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对判决结果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如2019年江西南昌红谷滩万小弟故意杀人案)。

　　这一现象的产生，与中国的传统观念和舆论环境有关。杀生，是中国普通民众最朴素的正义观。在中国，一般人对精神疾病认识不足，认为精神疾病可以伪装，精神鉴定可以伪造，疑犯是借精神疾病逃避刑罚。司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愿在社会舆论关注的案件中，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承受各种猜疑。所以，辩护律师把他们的大部分希望寄托在精神病鉴定上，很可能是徒劳的。

　　针对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提高辩护成功率的途径有：

　　一是提供犯罪嫌疑人就医前的相关材料，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疾病(2013年北京朝阳大悦城故意杀人案)。多数情况下，辩方很难拿出这类证据，一般是提供证人证言，证明嫌疑人平时行为异常，或嫌疑人亲属有精神病史。显而易见，这类证据缺乏充分的说服力，司法机关不能采纳。

　　二是受害人家属的态度。若嫌犯一方以民事赔偿取得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对精神病鉴定的阻力也就不大。在忽视被害人亲属态度对案件结果影响巨大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精神病鉴定获得较好的辩护效果是不现实的。

　　㈡受害人过失(或正当防卫)

　　将被害人过错作为民间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的辩护重点，是许多律师在辩护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特别是近几年来，“正当防卫”被多起具有影响力的案件激活，为一些命案辩护工作注入了活力(2018年江苏昆山龙哥反杀案)。这一辩护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应注意两点：

　　一是对被害人过错的阐述，要点到为止，否则就太过草率了。有的律师在庭审中用更大的篇幅、更激烈的言词来抨击被害人的过错，这样很容易引起被害人亲属的强烈反对，造成庭审秩序的混乱，从而使法官产生反感，影响辩护效果，甚至可能危及辩护律师的人身安全。

　　其次，即使被害人一方有过错，如果嫌犯杀人的对象并非直接犯罪人，而是其亲属，杀人的人数较多，手段较残忍，则该辩护方法仍然无效。正如“正当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被害人过错”也必须是被害人本人而非其亲属所为。而对受害人亲属的杀人行为，恰恰反映出其极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㈢自首和立功。

　　认罪认罚，是我国法律规定的量刑情节，也是律师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十分重视的辩护角度。但是，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司法实践，自首并非必然的“免死金牌”(2010年陕西西安药家鑫故意杀人案)。一些罪犯在犯罪前就已经做好了“自首”准备，以此作为报复杀人后逃避极刑的手段，司法机构和社会舆论也不会对他们的这种狡猾伎俩手下留情。辩护律师把所有的财宝都押在嫌疑人的“自首”情节上，也是很危险的。

　　立功也不一定就免除了嫌疑犯的死刑。小立功，就是在这种极其严重的故意杀人罪面前也不值一提。如果没有与杀人罪相对应的重大立功，最好能够达到刑法第182条“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要求，则其辩护效果也难以得到保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律师为了达到辩护效果而向当事人提供所谓的立功信息，这给自己造成了极大的麻烦。那不是辩护，是犯罪，是绝对无法跨越的红线。

　　第四，认罪悔罪。

　　供认态度，是司法机关在处理刑事案件时要考虑的因素，也是万金油在辩护律师无话可说时所持的观点。对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应当依法判处死刑。

　　在中国，现有的法律对故意杀人案件被害人一方的法定赔偿数额很低，这是非常没有人性的。这一规定的缺失，给律师提供了一定的辩护空间。直到法庭作出最终判决，如果被告人和受害者就赔偿问题达成刑事和解，那么免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然而，嫌疑人家中可能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赔偿，或者被害人一方坚决不接受赔偿，一定要嫌疑人以命抵命，这样该怎么办？

　　身为辩护律师，我们需要充分了解以下两点：

　　一是认罪悔罪态度，不以“赔偿数额”作为唯一衡量标准。要是钱不够用，也要表现出足够的歉意和真诚。道歉和真诚的表达，既要选择让受害者一方能够接受的方式，也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和场合，还要有毅力和毅力。

　　其次，时间是治疗创伤的最佳良药。在案件刚发生时，受害人家属必然处于极端悲痛、极端仇恨的状态，短时间内无法理解嫌疑人。受害人亲属的痛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平复，开始适应新的生活状态。由于家庭发生了重大变化，失去了一位重要成员，一般家庭受害人一方的经济状况可能会恶化，不同亲属之间在是否接受赔偿方面存在分歧。若审理时间较长，则达成刑事和解的希望也将大大增加。

　　上述四个方面，是对当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故意杀人案件的常规辩护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好的，但如果单独使用，实现辩护目标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最佳方法，就是把防卫过当的东西结合起来使用，想尽办法多加几层防火墙，增加保险系数。

　　就这类案件而言，根据每个案件本身的特点，也可以采用比较个性化的辩护方法，如：

　　主旨辩护在一些蓄意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可能正处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边缘。在疑犯年龄方面的证据出现混乱的情况下，可以给辩护律师一个借题发挥的空间。年龄是一个硬性指标，死刑案件中，嫌疑人的年龄一旦存疑，司法机关在处理时必须十分谨慎。

　　质的辩护。一些蓄意杀人案件的定性并不一定准确。嫌疑人的行为导致受害人死亡，并不意味着嫌疑人一定是故意杀人，也可能是故意伤害致死，或者是过失杀人。即使是故意杀人罪，也存在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之分。辩方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改变了案件的定性，这样也能取得良好的辩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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