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济犯罪律师律所的成立取决于刑法之外的

　　上海经济犯罪了找哪个律师好 经济犯罪大多是法律犯罪。

一般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应先具有行政违法性，再进一步确立刑事违法性。行政违法是刑事违法的预判，因此经济犯罪具有次违法的特征。然而，对于经济犯罪的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究竟是应当统一判断还是分别判断，刑事违法的判断是否从属于行政违法，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和争议。根据违法性一元论，违法性是公法、私法等所有法律领域的共同事物，是对整体法律规范和法律秩序的违反。因此，行政违法的性质与刑事违法没有区别。换句话说，刑事违法性从属于行政违法性的判断。从违法多元化的角度来看，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在本质上不属于同一种违法行为。行政违法不等于刑事违法，经济犯罪的违法性应从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角度来判断。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案件的违法性结论可能不同。例如，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陆某为了降低治疗成本，从印度为其患者购买了抗癌药物格列卫。事发后，陆因涉嫌销售假药被起诉，原因是他为患者购买了未经批准的境外药品，根据《药品管理法》属于假药范围。既有行政法规定的假药与刑法规定的假药相一致，故陆的行为构成犯罪。根据非法一元论，案件性质受到质疑。鲁的病人购买的药品显然是"救命药"，疗效确切，但被认定为"假药"。法律上有证据吗？《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是否等同于《刑法》规定的假药？单纯的行政违法是否等于刑法违法？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学者站在违法多元化的立场上，认为陆的行为虽然属于行政违法，但不属于刑事违法，其购买的药品不是刑法规定的假药。最终撤诉，陆未因未执行销售行为被起诉。近年来，对类似案件没有达成共识的解决办法。

　　笔者认为，违法性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判断经济犯罪的违法性，应以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法益是否相同为依据。从理论上讲，经济犯罪侵害的法益是经济秩序，它作为一种集体法益受到经济刑法的保护。但是，对经济秩序的保护并不是单靠刑法来引导的。首先，主要是行政法和其他法律的任务，刑法只是作为一个支撑法出现。因此，如果行政前违法和刑事违法侵犯了相同的法益，那么经济犯罪违法性的认定应当属于行政前违法，因此违法性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从属关系。但是，虽然有些犯罪被立法列为经济犯罪，形式上也是以行政违法为前提的，但它们所侵害的法益实际上并不是或者主要是经济秩序，而是公民生命、健康、财产等传统的个人法益。这些法益受传统刑法(也称核心刑法)保护，其违法性判断不依赖于行政违法性，也不从属于行政违法性。这些已经进入刑法核心领域的违法行政行为，需要从违法多元化的立场来分析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判断经济犯罪的违法性就显示了刑法的独立性。因此，判断经济犯罪的违法性，应当根据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是否针对相同的法益，根据从属性或独立性来构建违法性判断规则。

　　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指向相同的法益，其违法性判断相同，形成经济犯罪违法性判断的从属关系。据此，可以确定以下判断规则:
 

　　1.行政法的许可行为应直接排除刑法的违法性。

　　由于大多数经济犯罪都是所谓的“法律禁止的行为”，只有在国家禁止的范围内才是非法的。此外，在空白犯罪的情况下，行政法的规定也起到了补充犯罪的作用。因此，经济犯罪的成立取决于刑法之外的行政法制度设置。行政法允许的行为不仅不构成经济犯罪的理由，而且表明经济犯罪的构成要件不能完全满足。同样，当某种行政控制不再进行，行为人承担的行政义务消失时，某种行为自然就失去了经济犯罪成立的基础。因此，在行政法的变化导致行政违法性标准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即使刑法未能及时非罪化，如果行政法的内容影响了犯罪的认定，则该罪实际上是设定错误的。比如2013年修改后的《公司法》规定，一般情况下，注册资本实收制改为认缴制，刑法中的虚假注册资本、虚假出资等资本犯罪失去了行政违法的前提，实际上已经非罪化。

　　2.行政前期缺乏“违法”规定，应当排除刑事违法。

　　对于以行政违法为基础的经济犯罪，前置法律的缺失将失去刑事违法性的基础，因此犯罪不能成立。以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为例，是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的。如果一种经营行为缺乏明确的违法规定，如果直接入罪，无疑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比如对于高利贷，有人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和打击高利贷的通知》第二条来界定。“个人的贷款利率应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不含浮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当界定为高利贷行为，然后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直接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但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不属于刑法中的“国家规定”。由于行政前置法中缺乏“国家规定”，行为人对特定个人实施的高利贷行为作为非法经营罪已经失去了客观依据。

　　3.违法“量”的区别是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重要界限。

　　基于不同法律对侵犯法益的性质的认定和法益保护的分工，经济犯罪必然是行政法上的违法行为，但行政法上的违法行为未必是刑法上的违法行为，界限在于违法行为的“数量”(程度)不同。违法性的“数量”需要综合判断，违法性的行为模式、主观心态、违法性的后果都体现了违法数量的差异。在经济犯罪的认定中，虽然犯罪数额不能等同于反映客观后果和所涉数额的直观价值，但现行司法解释中所强调的“数额”等客观要件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仍然很重要。毕竟在很多情况下，客观后果是违法“数额”的主要体现，而数额则是此类犯罪后果的直观体现。比如，违反国家规定的行政违法“操作”，与非法经营罪中的刑事违法“操作”完全重合，违反国家规定的“操作”，就是非法经营罪中的非法“操作”。两者以违法程度区分。在非法经营的情况下，只有情节严重才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上海经济犯罪了找哪个律师好 当行政法保护的法益抽象模糊，或者刑法保护的法益已经溢出行政法法益的范围(触及刑法的核心领域)时，经济犯罪违法性的判断是独立的。据此，可以形成以下判断规则:

　　1.如果行政法的利益没有上升到刑法保护的法益，那么无论法益的侵害程度有多严重，都只是行政法的法益，不能成为刑法的法益。换言之，刑法不具备自动成为行政法法益的保障属性。这时，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就有了本质的区别。比如根据拍卖法，竞买人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和行政责任。在实践和理论上，情节严重的提倡串通拍卖的，应当按照串通投标罪定罪处罚。但串通投标和串通拍卖不是一个概念，刑法也没有明确规定串通拍卖要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只要不涉及其他犯罪(如诈骗等犯罪)，串通拍卖应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罚，不属于刑事处罚。

　　2.在形式上是行政犯罪，但刑法选择保护的实际上是不同于行政违法的“法律秩序”，行政违法不能代替刑事违法的判断。即使刑法明确规定某些构成要件的认定取决于行政法，但刑法中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也不一定与行政法中的概念完全相同。例如，《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明确规定:“本条所称假药，是指假药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视为假药的药品和非药品。”就犯罪而言，只要不是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绝对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