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乞讨的残疾人是真的吗？青浦律师：可能是有组织的，小心上当受骗！

　　我们经常能看见一些公共场合看到有不同的人在乞讨，有的是真的乞者，而有些却不是，这当中大部分都是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甚至暴力致残乞讨。那么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认定是什么？青浦律师为大家整理了相关内容。

　　一、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与拐骗儿童罪的界限

　　本罪与拐骗儿童罪在行动体式格局和工具上都有沟通的地方，而且刑法理论通说觉得，拐骗儿童的目标是为了收养或役使（奴役），从汉语言学上看，“奴役，是指把人当成奴隶应用”;“役使，有应用（家畜）和逼迫应用（人力）之意”。以来是，有必要对这两个犯法举行比拟。依据《刑法》第262条的规定，拐骗儿童罪，是指以蒙骗、威逼或许其余要领，使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离开家庭或许监护人的行动。本罪与拐骗儿童罪的区别是较为显然的。法律实践中经常存在如许的情形，行为人拐骗多名儿童后又操纵这些儿童，使其处置乞讨举止，对此应当如何处罚呢？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行为人拐骗多名儿童之后，并没有以暴力、胁迫手段控制、组织被拐骗的儿童从事乞讨的，直接以拐骗儿童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不仅拐骗多名儿童，之后又以暴力、胁迫手段控制、组织被拐骗的儿童从事乞讨，对此，其行为既构成拐骗儿童罪，又构成组织儿童乞讨罪，属于想象竞合犯，依据从一重处断原则，以重罪处罚。

　　二、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特殊形态认定

　　（一）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配合犯罪认定

　　共犯包孕需要共犯和肆意共犯，需要共犯乃肆意共犯的对称。需要共犯，是指根据《刑法》分则罪行的规定，某一犯法“必需”以配合犯法的方式实现，独自犯法不克不及成立该罪，如《刑法》规定的聚众打斗罪、组织越狱罪。普遍觉得，本罪并不是需要共犯，而是肆意共犯。假如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的行为人便是一个“乞讨帮主”，没有其余组织副手，那么就不存在配合犯法题目，只对这个“乞讨帮主”按独自犯定罪。如果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的行为人是由多个成员组成的，那么一般都存在共同犯罪问题。其中，“幕后指挥人”、“监控施暴者”一般属于主犯，不起主要作用的踩点者、望风者或其他帮手一般属于从犯。另外，被迫乞讨的儿童，由于不满16周岁，因而不可能成为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胁从犯；而被迫乞讨的肢体残疾、智力残疾或精神残疾的残疾人，由于刑事责任能力的限定，一般也不可能成为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胁从犯。

　　（二）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罪数形状认定

　　以暴力手法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以致残疾人、儿童伤亡案件的科罪惩罚题目。假如对残疾人、儿童实行的非法拘禁、有意危害等行动自身其实不独立成罪，则吻合符合行为犯的特征，按照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处理，因为此时既不存在牵连犯的数行为均构成犯罪的问题，也不存在想象竞合犯的一个行为构成数罪的问题。

　　关于本罪与强奸罪的区别需求注重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先将女性残疾人或许不满14周岁的幼女强奸，而后又以暴力、勒迫手法组织其乞讨；二是在以暴力、勒迫手法组织乞讨过程当中强奸残疾女性或不满14周岁的幼女。关于前一种情形应该根据强奸罪和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实行数罪并罚；关于后一种情形，尽管强奸行为发生在组织乞讨过程中，但强奸行为并不依赖于组织乞讨行为而存在，强奸行为单独构成犯罪，组织乞讨行为也单独构成犯罪，所以对这种情况也应实行数罪并罚。

　　行为人以暴力手法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过程当中，因应用暴力造成残疾人、儿童的危害或许殒命，是定本罪，仍是以有意伤害罪、有意杀人罪科罪惩罚，抑或实行数罪并罚？此种情况属于刑法理论上的设想竞合犯，原则上择一重处断。但由于触及的罪名分歧，此时分为两种情形：假如暴力、勒迫等手法行动组成的犯法较轻，同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惩罚幅度至关以至较轻，如非法拘禁、有意危害致人重伤等，则根据本罪惩罚比拟稳健；假如暴力、勒迫等手法行动组成的犯罪较重，其法定刑重于本罪，则应按照手段行为构成的犯罪予以处罚，如行为人实施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故意杀人等行为时，应分别定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通常实施的暴力、胁迫行为都是为了强迫残疾人、儿童进行乞讨，但如果行为人出于单纯伤害的故意，实施伤害或其他行为的，单独成立犯罪，和本罪数罪并罚，如行为人强奸残疾人、儿童的，构成强奸罪，和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数罪并罚。

　　残疾人、儿童照顾凶器乞讨的，该如何认定？在法律实践中，残疾人、儿童照顾管束刀具强行乞讨的情形也主观存在，如何认定章较庞杂。起首，应认定其行动是不是为乞讨，将其与掳掠和掠夺区别开来。乞讨首要包括三层寄义：一是乞讨者在客观上处于弱势位置；二是乞讨者在客观上有意或许自愿下降本身、以本身位卑而提出要求；三是乞讨者的目的物是被乞讨者所拥有的。因此，某次乞讨的成功意味着财产的转移。乞讨和抢劫、抢夺的区别在于乞讨行为的作用对象是自愿处置自己的财物，即便是强行乞讨，被乞讨者虽然不情愿，但这种无赖式的强迫手段不足以压制被乞讨者的意志，这一点和抢劫以及抢夺均有不同。

　　对介入乞讨的残疾人、儿童照顾凶器举行掳掠或掠夺应该区别分歧情形，差别看待。假如介入乞讨的残疾人、儿童不满14周岁，组织者敕令、挑拨或许默许其实行掳掠的，则属于直接首犯，对组织者应以抢劫罪论处，同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实施并罚。假如组织者其实不通晓介入乞讨的残疾人、儿童实行掳掠行为的，则对其按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一罪处罚。如果残疾人、儿童已满14周岁，其实施的抢劫行为符合抢劫罪的主体要件，对其应定抢劫罪。如果组织者对残疾人、儿童的抢劫行为并不知晓，则对组织者按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一罪处罚。如果组织者对此知晓，无论是其命令、教唆或者默认，既构成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又构成抢劫罪的共犯。

　　需求注重的是，残疾人、儿童照顾凶器乞讨自身就有必定的社会危害性，假如其在实行乞讨的过程当中向别人昭示或暗示携带了凶器，使他人被迫交出财物的，也应当按照抢劫罪处理。至于组织者的行为的认定问题，可以根据前述其是否知晓的标准进行。

　　（三）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休止形态认定

　　对于本罪既遂与得逞的规范，刑法学界有三种分歧观念：（1）以被害人实行了乞讨行动为既遂规范。“本罪为行为犯，原则上只需行为人完成为了以暴力、勒迫手法组织乞讨的行动（包孕行为人以暴力、勒迫手法实行的组织行动和乞讨者的乞讨行动），就成立了本罪的既遂。至于被组织的残疾人或许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是不是乞讨胜利以及乞讨数额的几何，其实不影响本罪既遂地成立。”（2）以被害人构成乞讨目标为既遂规范。本罪是不是既遂应看行为人是不是曾经胜利逼迫组织残疾人、儿童并形成乞讨目的，被强迫者是否实施了乞讨行为在所不问。如果尚未形成乞讨目的，则不宜以本罪论处，可以考虑适用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等罪名。（3）以完成暴力、胁迫手段的组织行为为既遂标准。本罪属于行为犯，只要求行为人完成了暴力、胁迫手段的组织残疾人、儿童进行乞讨的行为即为本罪既遂，并不需要有形的和物质性的犯罪结果。

　　通说觉得，犯法既遂，是指行为人所有意实行的行动曾经具有了某种犯法的全数要件。依据《刑法》分则对种种间接有意犯法组成要件的分歧规定，犯法既遂有效果犯、行为犯、风险犯和举措犯四种分歧的范例。是以，要区别本罪的既遂与得逞，就必须确定本罪属于上述哪种既遂范例。从《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的规定看，本罪不是结果犯、危险犯和举动犯，而是行为犯。行为犯，是指以法定的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如果以被害人是否形成乞讨目的作为本罪的既遂标准，主观随意性较大，没有可操作性。以完成暴力、胁迫手段的组织行为为既遂标准，不考虑组织行为是否成功，该标准也不甚合理。

　　在本罪中，行为人的“组织”行动是本罪的目标行动，暴力、勒迫只是本罪的手法行动。构本钱罪既遂，不但要实行了组织行动，并且要使乞讨者实行了乞讨行动。不然，因为没有实践侵占乞讨者的品德庄严而不组成犯法既遂。是以，只需行为人以暴力、勒迫手法将残疾人或许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组织起来并且实施了乞讨行为，本罪行为就已完成，就成立本罪的既遂。至于被组织者是否乞讨到财物及其数额大小，不影响本罪既遂地成立。但是，如果行为人已经以暴力、胁迫手段将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组织起来，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实施乞讨行为，则本罪的行为没有全部实行完毕，只能成立犯罪未遂。

　　（四）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与治安治理惩罚的竞合适用

　　面临日趋疯狂的乞讨征象，《治安治理处罚法》第41条规定，勒迫、拐骗或许应用别人乞讨的，处10日以上15日如下拘留，能够并处1000元如下罚款。频频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为了与此规定相衔接，立法机关又把此类行为纳入《刑法修正案（六）》中，并做出如下三点限制：

　　（1）行动手法的限定。依据《治安治理处罚法》第41条的规定，组成治安治理惩罚（如下简称“入罚”）的行动手法为“勒迫、拐骗或许利用”，而根据《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的规定，构成本罪（以下简称“入罪”）的行为手段为“暴力”或“胁迫”。显然，后者包括在前者之中，是前者中相对“极端”和“残暴”的情形。

　　（2）行动工具的限定。依据《治安治理处罚法》第41条的规定，“入罚”的行动工具没有任何限定，可所以残疾人，也可所以普通人；可所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可所以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而依据《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的规定，“入罪”的行动工具为残疾人和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明显，两规定的行动对象也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后者只是前者中的一部分，具体为带有明显“弱者”特质的那部分。

　　（3）行动体式格局的限定。《治安治理处罚法》第41条未对“入罚”的行动体式格局作任何限定，只如果“勒迫、拐骗或许应用别人乞讨”，便可“入罚”；可所以“组织”的方式，也可以不是。而《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要求“入罪”的行为方式须是“组织”（行为对象的人数须为数人）。显然，仅就行为方式的表现形式而言，后者也是指前者中的一种，是前者中的最高形式。

　　综上三点，《治安治理处罚法》第41条规定的“入罚”与《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规定的“入罪”，在行动手法、行动工具和行动体式格局的体现形式上，是一种“同质”框架下的包括与被包括瓜葛。这类瓜葛抉择了要使二者构成防止竞合合用的无机连接，就必须拥有情节上的差异。不然，就会涌现统一行动的“入罪”与“人罚”门槛沟通，既可按《治安治理处罚法》惩罚，又可按《刑法修正案（六）》科罪量刑，致使法律合用紊乱。然而， 《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接纳行为犯的“入罪”体式格局，对这些包含在《治安治理处罚法》第41条规定以内且是此中最高体现的行为手段、行为对象、行为方式，并没有作情节上的拔高与衔接，从而导致司法适用中的两法适用竞合。虽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的规定，当二者发生适用法律竞合时，应优先适用《刑法》予以定罪量刑，但这又与刑法的谦抑精神不符，也与当今轻刑化、非犯罪化的刑法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道而驰。鉴于此，笔者主张，在本罪与治安管理处罚发生重合时，在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治安管理处罚。

　　对于残疾人和儿童是国家政策保障的对象，组织乞讨跟虐待其实是挂钩的，我们要保护这一类人，杜绝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发生。若还有相关疑问，可以咨询青浦律师.